读《易》一需沉潜宁静广博之心，二需丰富人生阅历与生命感悟，三需基于太极之理的天人宇宙大视域与厚重德性。

孟子在强调保民而王时就指出，人民会以去就的方式对君主进行回应，既会因君主行王道而归之，也会因君主不行为君之道而去之。《尚书》曰：非我小国敢弋殷命。

梁襄王向孟子询问一天下之道，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论及尧舜禹禅让，孟子提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主张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孟子的观点来自周人对导致殷商灭亡因素的总结。细究之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民本思想在孟子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三个面向：终极性面向、主体性面向与教化面向。教化也因此是属人的、在世的，而非属天/神的、宗教的。

孟子对梁惠王讲的仁义乃是爱民保民的仁政之义。齐宣王向孟子询问王道，孟子回答说：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于王，其若是，谁能御之？孟子认为，君王要平治天下，依靠强权暴力是行不通的。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，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

当今国际风云变幻，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，重新品读《论语》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，当然是很有意义的。后者《论语正义》集清代《论语》考据的大成。今集诸家之善，记其姓名。（《述而》）——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，不完全指文学，但文学、文字、文章、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。

（《颜渊》）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（《八佾》）。中庸，就是既不是不及，也不是过，而是恰到好处，折中矛盾，反对极端，是中正、平和，是允执其中，表现在文学艺术上，就是一种中庸之美、中和之美，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。

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，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，《论语》也不例外。何晏把《论语》在汉代的传授、整理与注解的情况，大致分了三个阶段：安昌侯张禹，本受鲁《论》，兼讲齐说，善者从之，号曰‘张侯《论》，为世所贵。这也是其一大特点，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、推进相契合。因此，我们说《论语》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，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，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（杨伯峻《论语译注·导言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，5页）。

语，叙也，叙己所欲说也（刘熙《释名·释典艺》）。近故司空陈群、太常王肃、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。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、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。《论语义疏》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，清代初年，才从日本传回。

孔子主张中和之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（《八佾》），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，不能过分，反过来，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，主张放郑声，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

不能乐，于礼素（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）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（《泰伯》），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（《阳货》）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：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至顺帝时，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。

表现在人际关系上，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、要理性，不要走极端。汉代的《论语》有三种版本，也就是三种来源，通常称之为鲁《论语》、齐《论语》和古《论语》。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，都是以仁爱为核心。刘宝楠年轻时，与人抓阄，发誓各治一经，宝楠抓得《论语》，从此一生全力研究《论语》，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。提出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，这些，都是开创性的。尽管如此，对人的普遍的关怀（樊迟问仁。

孔子在这里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，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，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，一种克制的创造。中间为之训解，至于今多矣。

这种关怀和主张，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，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。他还提出思无邪，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。

孔子把学习诗乐，放到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突出的地位，认为不能诗，于礼谬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行世后，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《论语义疏》、清人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。

惟其尚用，所以又不同于道家（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，23页）。倡导中和之美，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。（《阳货》），对文学的美感作用、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《论语》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。

《论语》一书不成于一时，也不成于一手《论语》内容广泛，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、道德、教育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

表现在人际关系上，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、要理性，不要走极端。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，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。

孔子文学观既尚文，又尚用，惟其尚文，所以不同于墨家。根据郑玄推测、邢昺疏证，《论语》由孔子弟子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人撰定，但又经过大家讨论，以避妄谬，然后编定，故谓《论语》。

（《颜渊》）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（《八佾》）。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：你心中的《论语》是哪一部《论语》或什么样的《论语》？他认为，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，撇开编辑过程不谈，《论语》的内容，它的构成要素，大约是形成于孔、孟之间的战国早期，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（《丧家狗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，28—29页）。不能乐，于礼素（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）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（《泰伯》），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（《阳货》）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：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（《阳货》），对文学的美感作用、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。

古《论》，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中庸，就是既不是不及，也不是过，而是恰到好处，折中矛盾，反对极端，是中正、平和，是允执其中，表现在文学艺术上，就是一种中庸之美、中和之美，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。

这种关怀和主张，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，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。（《八佾》）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、中庸之道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。

他还提出思无邪，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。齐《论语》二十二篇，多出《问王》《知道》两篇。